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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克疾:印度對華示強行為的內政根源

2020年以來,莫迪政府對華示強舉措的範圍、頻率、力度均大幅上升,使中印雙邊關係陷入緊張。雖然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疫情擾亂全球經濟等外部因素可能催化印度對華強硬,但莫迪政府一系列舉動的根源在於其迫切的內政需要。

一、印度人民黨傳統政治議程趨於飽和,亟需發掘新議程

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濃烈的宗派議程和聚焦發展的經濟議程是印度人民黨的兩大招牌,兩者互為補充、交替施力,為莫迪2014年以橫掃之勢勝選登台及2019年繼續以壓倒性優勢連任立下頭功。自連任以來,在印度經濟增長率不斷走低的背景下,莫迪為鞏固選民基本盤,以空前力度推進宗派議程,在極短時間內連續取得宗派主義政策突破。然而,印度經濟當前未見起色,還因新冠疫情出現斷崖式下跌,同時宗派政策取得眾多突破後趨於飽和。兩大“引擎”同時失速,迫使莫迪為獲取增量政治支持尋找內政新議程。

(一)莫迪經濟議程乏善可陳,無法提供足額績效支持

長期以來,莫迪憑藉在古吉拉特邦的出色政績,以“發展代言人”的身份主打“經濟發展牌”。莫迪贏得2014年大選後,隨即推出諸如“印度製造”“數字印度”“新印度2022”等雄心勃勃的計劃,但除了“廢鈔令”和“GST税改”兩項準備倉促、執行草率、影響複雜的改革外,莫迪政府第一任期並未有效改革積弊多年的徵地、用工法規。受結構性、週期性因素雙重影響,莫迪治下的印度經濟不僅未能實現跨越式增長,2019年下半年增速反而驟跌至4%左右,其製造業的GDP佔比甚至下滑到近50年來的最低點。雖然莫迪2019年連任後仍推出“5年內將印度打造為5萬億美元的經濟體”的目標,但鑑於增長動能缺失、結構性問題難以根除,莫迪的經濟議程難有起色。此外,鑑於印度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就已滑入經濟衰退,而疫後又需要更多財政資源紓困疫情和經濟的雙重危機,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餘下時間內,將很難籌集足夠財政資源推出強有力的經濟發展計劃。正是因為經濟議程難以提供足夠政治績效支撐,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內極度重視宗派議程。

(二)莫迪集中突破重大爭議問題,宗派議程走向飽和

莫迪領銜的印度人民黨及其背後的國民志願團(RSS)是印度教民族主義代言人,目標是將多元、世俗、寬容的印度重塑為“印度教徒的印度”,而統一民法問題、憲法370條款問題和阿約提亞羅摩廟問題則是宗派議程的三大焦點。為追求經濟績效並獲取更多中間派選民,莫迪政府在第一任期淡化了宗派問題。然而,由於經濟議程難見起色,且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又擴大了議會席位,2019年以來其推動宗派議程力度空前加大。儘管莫迪政府在極短時間內連續突破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長期渴望解決的焦點問題,但這也意味着宗派議程短期內已接近飽和,很難為印度人民黨再提供足額績效支持,可能還將消耗更多資源以維護社會穩定。鑑此,印度人民黨面對疫情、經濟雙重危機,不得不尋求推進新議程。

二、面對疫情、經濟、邊境三重壓力,“中國牌”成首選項

在傳統的宗派議程和經濟議程都再難提供足額政治支持的背景下,打對華示強的“中國牌”已成莫迪政府最優選項——當前印度遭遇的幾乎所有問題都被“甩鍋”中國。這一方面幫助莫迪政府在反對黨面前推卸責任,緩解迫在眉睫的執政危機;另一方面通過塑造強大外敵形象,幫助莫迪政府繼續動員民意支持。事實證明,在當下印度政壇,反華既是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更是一種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且這並不以中國的所作所為為轉移。

莫迪

(一)疫情蔓延,莫迪政府視中國為疫情來源國

截至2020年9月中旬,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過500萬,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確診病例第二大國,疫情防控前景不容樂觀。儘管莫迪政府於2020年3月下旬匆忙推出全球範圍最大、持續時間最長、也最嚴苛的疫情封鎖措施,但鑑於印度醫療衞生條件簡陋、城鄉人口密集、發展現狀落後,疫情仍對印生產、生活造成尤為嚴重的衝擊。面對新冠疫情危機,雖然印度政府並未像特朗普一樣直接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但卻縱容和默許對華“抹黑”和“甩鍋”,並以“疫情來源國”為口徑描述中國。印度大量媒體、智庫、親政府意見領袖、乃至地方政府領導人,仍廣泛使用“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甚至不少報道將疫情描繪為“中國生化武器攻擊”。目前,將疫情危機歸咎於中國已成印度社會主流看法。印度一項民調數據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中國應為全球疫情負責。可以説,印度疫情越嚴重,反對黨越質疑,莫迪政府就越傾向於“甩鍋”給中國。

(二)經濟低迷,莫迪政府視中國為經濟禍根

近年來,印度經濟嚴重依賴信貸債務驅動,再加上結構性改革滯後,印度經濟在莫迪第一任期後半段已現疲態。新冠疫情暴發前,印度經濟增速出現連續六季度下滑,從2018年一季度的8.92%擊穿到2019年三季度的4.55%。印度社會各界都在尋求解釋,急於找到“罪魁禍首”。恰好近幾年中國製造業企業、互聯網企業、工程承包企業、經貿企業蜂擁進軍印度市場,在不少領域都取得出色成績。在印度經濟困境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中國在印企業表現越好,導致的反華氛圍就越濃厚。因此,新冠疫情發生以來,莫迪順勢接連推出限制中國直接投資、限制中資企業招投標、封禁中國背景APP、阻撓中國產品通關等一系列力度空前的反華經濟政策,對中國在印利益造成了重大負面影響。對莫迪政府而言,這些政策一方面是為凋敝的印度經濟“找一個説法”,並以犧牲中資利益迎合印國內各方的經濟民族主義,從而博得國內支持;另一方面主動與中國“劃清界限”,意在呼應美西方國家提出的對華“脱鈎”“斷鏈”,以博得國際支持。

(三)邊境吃緊,莫迪政府視中國為安全威脅

2020年中印邊境地區局勢驟跌至1962年以來最緊張的局面。先是6月15日印軍非法越境,遇中國有力反擊,造成兩國幾十年來第一起流血事件;而後8、9月之交雙方又在班公湖南岸地區對峙,印軍開槍打破雙方不動用火器的慣例。邊境對峙和摩擦客觀上有助於莫迪政府在危機狀態下獲取國內民意支持並設置議程。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實力差距日益擴大的背景下,印度政壇恥於與巴基斯坦等量齊觀,希望與更強大的中國平起平坐,因而更加自覺地將中國視為頭號安全威脅,這使反華成為一種政治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反華態度明確,但莫迪政府在印軍受挫後,不顧反對黨強硬呼聲,反而表現出一定的剋制和審慎。這説明執政的莫迪政府“吃硬不吃軟”,不願在邊境問題上過度刺激中國導致局勢失控。

三、結論與建議

(一)印度國內政治議程決定對華示強正在成為其政治正確和政治需要,宜及時調整對印行為模式的判斷

即使印度疫情好轉、經濟復甦,印政壇疑華、排華、反華的情緒依然可能在一定範圍內留存。目前看,印度人民黨憑藉意識形態和組織能力優勢,即使在疫情、經濟、邊境三重壓力之下,仍在印聯邦和地方兩級難逢敵手,今後將長期佔據印政壇主導地位。印度人民黨不斷推進印度教民族主義進程,對國力明顯弱勢的巴基斯坦示強已難滿足其國內動員需要。這一思路下,對華示強當前已成為印度人民黨對外強硬的標誌。鑑此,中國應深入剖析印度人民黨的大國雄心,充分考慮印度崛起在其國內導致的認知和心態變化,準確判斷其對華示強背後的國內政治邏輯,為中印關係可能發生的質變做好思想和工作準備。

(二)印度對華示強是不以中國意志為轉移的“自變量”,宜從印度內政角度深入分析研判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將中印兩國互動情況視為“自變量”,而把印度對華政策視為受前者影響的“因變量”。然而,莫迪政府近期系列動作表明,當前對華示強動作的主要動力源於其內政需要,具有獨立邏輯過程,並不與中印互動情況直接掛鈎。因此,宜將印度對華動作視為不以中國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變量”,更多地從印度內政情勢而非中印互動的角度研判其行為邏輯。下一步,建議對印度國內政治加強研究,更好實現有的放矢、精準施策、有效應對。

(三)準確把握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黨政策短視及不連貫的特點,順勢而為、以靜制動、獲取主動

憑藉意識形態和組織能力優勢,印度人民黨體現出遠超其他印度政黨的競選能力,莫迪政府也體現出遠超歷屆政府的行動能力。但是競選能力和行動能力並不等於執政能力,莫迪政府“廢鈔令”、GST税改、廢除憲法370條款、公民法修正案等舉動都體現出“開頭轟轟烈烈、過程馬馬虎虎、結尾草草收場”的特徵,留下眾多棘手的經濟風險和社會隱患。印度人民黨在對華問題上也不例外,為追求短期政治目的破壞中印兩國來之不易的雙邊信任和經貿聯繫,必將嚴重遲滯印度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因此,在中印經貿聯繫已遭受重大打擊且退無可退的情況下,中國宜充分利用印度人民黨政策短視及不連貫的特點,以靜制動,防止顯得過於熱切而招致印方輕視、誤判。

(本文原文刊載於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簡報第100期,文章觀點不代表參考消息·參考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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